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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的矛盾是什么
对李、杨分道扬镳的原因，杨振宁已经说过了，却一直没听到过李政道的说法。我忆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心想杨说过了，现在且听李怎么说吧。
获奖署名分歧
《始末》中写道，李、杨早年是西南联大校友，后来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关系一直很好， 且“两家比邻而居， 两家人来往密切”。从1951年起，他们的合作“真正开始”，并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和爱因斯坦的重视——即此一点便可看出，李、杨是多么的幸运！但他们无视这种幸运，文章接着谈及：“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署名次序问题。在第一篇论文写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杨振宁。——就这样轮流坐庄也很好，但不行。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怀，看来更使杨振宁耿耿于怀，但两人仍相互需要。于是，此后两人仍有合作，有些学术观点经激烈辩论后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论文“还共同署名”。对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写道：“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后面的两句话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说法。它曾被李、杨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实所证明，使人想起人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杨振宁说，他在发现“宇称不守恒”中的功劳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中说：“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有关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李政道传》则说：“这一发现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论文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然而，据《李政道传》说，“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杨振宁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同意”。
再往后，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又是“排名先后”问题，“杨振宁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而人们都知道，这个“暂停”就是永久停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现在，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在物理学上两人极具天赋，堪称顶尖级人才，奥本海默曾对他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现在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评乃至否定。“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预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领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这话说对了，195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李政道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则简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写道：“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基础学科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本来就存在分歧，1972年后杨振宁和李政道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使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从晚清至，人被形容成“一盘散沙”；改革开放初又出现“一个日本人是虫，三个日本人是龙;一个人是龙，三个人是虫”的说法——何况李、杨还都是特别优秀的人。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诺贝尔奖揭晓，3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日本人，这就使日本在21世纪前9年里培养的诺奖得主达到10人!而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奖以来的110年，自新成立以来的61年，先后共有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者2人，出自地区者2人，出自地区者2人，生在美国者2人，全部是在美国荣膺诺奖的。本土尚无一人。
李杨的“恩怨”也好，“一盘散沙”也好，很多人和知识分子的“闹不团结”也好，说到底还是一种“国民性”，一种“坏根性”，对它的“疗救”是很麻烦和很需要时间的。（据《同舟共进》）
转自网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是什么原因让孔子代表的理论影响力超过诸子流传，上位
在世界历史上，文化思想的学术派别的产生、发展、高峰期或消失的过程中，取决两个条件:A历史发展需要时、有执着追求的生活观念或治世的理念，B统治阶级需要时给予其生存空。
当周王朝己统治六百余年时，沉闷的生活状态和腐朽的统治已不适应历史的发展，也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广大群众和统治者都迫切要改变这一现状，因此统治者不断地招纳人才，寻求治国的理念，同时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和对国家治理献计献策，这样、各种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及对人自身要求的文化思想的学术派别应运而生。
周王朝末期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是对先秦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
诸子指的是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
周朝是一个以农耕起家的王朝，重视社会关系的构建，和个人行为的规范，德治理念便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到了东周后期各诸侯国已渐渐坐大，不尊王室，战争频繁的发生，生活质量下降，周王朝统治者依靠德治己不能掌控国家。此时以法治国的理念率先登上历史舞台。
法家是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法家的治国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受到旧势力的阻击，使变法代表人物商殃、申不害、以及后来李斯、韩非，宋朝王安石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可以说法家在中华历史上，一直在曲折中前进。
紧跟其后是儒家学派，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它是诸子百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学派。
约前5世纪，孔子从周朝礼乐传统及德治理念中提炼出来儒家学说，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儒家思想对文化的影响很深，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统治结合的结果。
一部中华史是战争与和平交替史，以礼教和德治为治国理念的周王朝、随社会发展，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打破平衡，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催生法家思想，当历史的脚步进入大汉王朝和平时期时，祈盼安居乐业，国家强盛时，对的价值观和道德修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统治阶級为了教化人们，这时儒家思想再度被重视和推崇。
尤其在汉武帝时代，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超过其它学派。
在历史前行道路上，经过五代十国的到大宋朝的统一，在重文轻文的治国理念，法家代表王安石的变化以失败而告终，
而以儒家为基础的理学得到空前的发展。
时间前进到明末清初，以李贽，王扶之为代表继续升华儒家学说，可以说当代国学很大部份来源儒家经典。足见儒家学说影响之深之广。
反观兵家、墨家和道家。其中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以孙武、吴起、孙膑等为主要代表，对后代的军事学有很大的影响，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
兵家一直伴随历史进程，各时期代表人物如大秦帝国蒙田，汉代卫青、霍去病，唐朝李绩，宋朝赵普，明代朱元章，以至黄兴等，从中可以看出兵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开国元勋宿将，受众群体较小，影响虽长但影响面小。
墨家是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墨家被古代大家认为是道家的分支，深受道家影响。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逐渐灭绝。
诸子百家中道家起源于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
然而道家由于偏于哲学理论，在政治上过度强调自然规律，反而束縛了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因此道家是继儒家之后第二大有影响学派。
至于诸子百家其它学派的影响更小了，所以儒家理论影响最大是源于统治阶级和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也是它本身理论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
开拓者正义之怒可以联机吗
不可以联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