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南京检察机关在得知此情况后，为小玲提供了司法救助，并支持她起诉舅舅。在这起案件中，南京检察机关不仅提供了法律援助，还为小玲撑起了一把“暖心伞”。
2020年5月的一天，侯淑云注意到江宁警方发布的一则案情通报。
一对中年夫妇在家中被害，犯罪嫌疑人殷某已被抓获。凭借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敏感性，侯淑云意识到这对夫妇可能留有未成年子女。侯淑云立即联系警方了解案情，确认被害夫妇留有一个15岁的女儿小玲，正在读书。
父母同时被杀害，女孩成为孤儿，此时的她是多么害怕和无助。作为一名母亲，侯淑云格外牵挂小玲。当晚，她向办案民警了解女孩被安置和亲属监护等情况。同时，与区民政、妇联等部门沟通，反馈孤儿保障线索，并为女孩安排心理咨询师。由于当晚女孩希望祖母陪伴自己，第二天一早，侯淑云与心理师上门看望她。
2020年9月，殷某故意杀人一案由南京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审查起诉期间，市区两级检察机关成立工作专班，与小玲及其班主任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她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并依法帮其申请司法救助金，保障她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根据小玲意愿，其舅舅陈某成为她的监护人。完成法律程序后，相关补助和救助金都发放给了陈某。不久，江宁区检察院在回访时发现，小玲不知道自己享有民政部门发放的每月2200元的孤儿救助金。同时，在被问及父母是否留有遗产时，小玲表示均由陈某打理，自己并不知情。
为了保障小玲的合法权益，检察官试图联系陈某，进一步核实遗产处置情况，却始终联系不上。据了解，陈某自2021年起就一直在河南做生意，没有回南京，检察官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经向房产部门、民政部门及小玲所在社区等多方调查证实，小玲父母曾以小玲的名义购买一套房产，但该房产已于2020年12月由陈某过户给其前妻汤某。汤某先后于2021年2月、4月将该房产进行了两次抵押，借款共103万元，而所得款项既未告知小玲，也未用于小玲的生活。
在这个案例中，小玲的遭遇引起了人们对于监护制度的关注。作为孤儿的监护人，陈某本应保护小玲的权益，却选择了将她的遗产私自处置，这种行为的不当性不言而喻。然而，孤儿的权益往往比较脆弱，如果没有社会公众和相关机构的支持，小玲的遗产可能就此被毁于一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南京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才成为了小玲的坚强后盾。
因该案刑事立案证据不足，从民事途径入手更适合维护小玲的合法权益，市区两级检察机关迅速制定民事救助方案，督促民政部门将救助金发放至小玲自己名下，避免其财产继续受损。同时，根据小玲希望其祖母履行监护职责的意愿，江宁区检察院联系区公证局上门核查并准备公证，但因其祖母罹患癌症，身体虚弱且需长期治疗，只能放弃。
没有更合适的监护人人选，小玲又一次陷入困境。经过多方讨论，最终确定待小玲成年后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协助小玲及法律援助律师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明确诉讼事由、制作法律文书。2022年9月，小玲成年了。她立即向江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陈某与汤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相关借款合同无效，并申请江宁区检察院支持起诉。同年10月，江宁区检察院支持起诉。2023年2月，江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某和汤某共同返还房屋价值130万元。汤某不服，提起上诉。目前，法院正在二审中，江宁区检察院将继续跟踪该案的办理情况，依法维护小玲的合法权益。
梳理所有调查情况，检察官认为陈某在履行监护职责期间，利用小玲的年幼无知，私自处置其合法财产，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监护人私自处置孤女百万遗产的事件不仅让人们对于监护制度的缺陷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孤儿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需要为孤儿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让他们在失去亲人之后，依然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
世界范围内的成年监护制度改革，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改革的基本理念是，将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宗旨由维护交易安全转变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最鲜明的标志是设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这改变了成年监护只有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两种形式的局面，使得成年人在没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时，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协议选定自己中意的监护人，最大限度地尊重成年人选择自己的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成年监护制度，虽然体现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但是，仍然将成年监护局限在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范围内，没有建立意定监护制度，使我国的成年监护缺少一个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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